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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届奥运,五个感触,一次改变

2020-12-04来源:娱乐播报网编辑:佚名标签:

文章导读
今天人在合肥出差,继续说故事,说我自己的故事。在一些活动介绍我的履历里,总有一句话:“曾经采访过三届奥运会”。这确实是一个我个人很看重的经历。倒不是说采访奥运
今天人在合肥出差,继续说故事,说我自己的故事。

在一些活动介绍我的履历里,总有一句话:“曾经采访过三届奥运会”。

这确实是一个我个人很看重的经历。倒不是说采访奥运会这件事本身——当然,作为体育记者,采访奥运会确实是一种可贵的职业经历——而是从采访中得到的感触和收获。

采访奥运会,自然很多收获是关于体育的,但今天我要说的五个小故事,其实和体育关系不大。

在我们的一生中,总会有那么几次感触,会促使你做出一些决定。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会记住我采访奥运会经历的原因:

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不是采访奥运会,我应该不会走上现在的路。

1、一根宽带

2004年雅典奥运会,是我职业生涯采访的第一届奥运会。

我应该是当时中国持证记者中最年轻的一个(我当时拿的是EC证,可以理解为正式记者的助理记者)。采访奥运会其实分“有证”和“无证”,所谓“证”,就是可以采访奥运会的采访证件。在那时候,一般像国内的省级大报,会分到一到两张采访证。如果你没分配到证可以派记者去采访吗?当然也可以,但是无法进入任何比赛场馆、新闻中心、混合通道等等,持旅游签证(有证件的记者可以不用签证,凭采访证过海关),其实和一个游客去那里看奥运比赛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每届奥运会,都有少数持证媒体记者和大量“无证”媒体记者(不光中国如此,各国都有。这些“无证”记者也很专业,也很辛苦),也是奥运会新闻采访的一道风景,其中也有不少有趣的故事,但不是今天的主题,就不展开了。

我那时候在雅典奥运会记者村住的房间,很怀念。桌子上看到游戏手柄没?那是我带去放松时打《实况 8》的。

那届奥运会,应该是人类正式进入互联网时代的第一届奥运会(如果以2000年第一波互联网泡沫破灭为标志),你会看到很多现在看起来很有意思的东西:

比如在雅典奥运会的新闻中心,一家媒体如果想租用一根1M带宽的宽带线发稿和上网,需要多少费用?

价格是1200欧元/月——那时候欧元与人民币的比价应该是维持在1比11左右。

除了大通讯社,不知道多少媒体当时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反正我们报社应该承受不起(主要是我觉得太贵了,干脆没跟报社汇报)。

那么记者用什么传稿和发稿呢?很简单,电话拨号上网。当然,电话线路也是要付钱租赁的,但价格没宽带线那么高,所以我印象不深了。

不要觉得电话拨号上网有多么老土,在当时可是挺先进的发稿方式了。

当时在新闻中心,很多外国的记者,尤其是年级比较大的记者,都是背着打字机去的。他们发稿的方式,就是打字,然后发传真回国。

中国其实不少记者也是这样,只是不需要背打字机,他们手写,然后发传真回国。当然,也有执着的中国记者为了节约时间,是自己背着传真机到现场的。

当时我是和我的领导杨老师一起去采访奥运会的。作为全中国第一代网络聊天室&网游爱好者,我自然早就习惯了用电脑打字并且用EMAIL发稿,但杨老师就是手写然后传真回国的。报社有一个打字房,有一位打字员认杨老师的笔迹特别在行,她先把杨老师的手写稿转成电脑稿,再送回我们体育部编辑校对,再进入发稿流程。

这里完全没有任何不敬的意思。尤其是做文字工作的,大家应该感同身受:你的写作方式、环境,会很大程度上影响你的写作思路顺畅与否。杨老师也不是不能用电脑打字,但他们这代人用手写写稿已经习惯了,用键盘打字多了一层转换,会大大影响写稿思路,这点我完全理解——就好比如果下一代输入方式是语音输入(不太可能,只是举例),我也不会习惯的。

但这就是我认为采访奥运会的一大收获:

作为全球最吸引眼球的全人类盛会,每四年一届的奥运会(其实男足世界杯也算)就是全世界各国新媒体传播技术的大检阅和大比武,也是让你接触到全世界最先进、最前沿新媒体传播技术的最好机会。

时代在剧变之前,总会有一点风声和迹象,就看你自己怎么感知和消化了。

2、一杯咖啡

在雅典奥运会的时候,每次晚上赛事结束后,我都会喝上一杯咖啡。

这是一杯非常苦涩的咖啡。

按理说,每晚的赛事结束后,是前方特派记者最忙碌的时候:要抓紧写稿,传稿。

但我却只能泡上一杯咖啡,静静地,看着别人写稿。

因为这是报纸的性质决定的。

希腊的夏令时,比中国的北京时间要晚7个小时,这就意味着,一场在雅典当地时间晚上7点开始举行的比赛,北京时间已经是凌晨2点了——这个时候,绝大多数中国的日报报纸已经是截版了(所以欧洲举办的体育赛事,国内晚报反而是有优势的)。

所以我即便争分夺秒把稿件传回报社也没用,因为天都要亮了(比赛结束一般是当地晚上9点左右),编辑和校对都下班了,报纸已经送印厂开印了。

那如果我第二天再写昨天晚上中国奥运军团夺金的稿件呢?等到报纸上刊登出来,已经是前天的新闻了。

奥运会每天要诞生几十枚金牌,如果读者早上打开报纸,是“本报特派记者”从前方专门为你发来的……前天的赛事新闻,你会有兴趣读?

所以,我们的应对办法,就是尽量重点报道当天上午或下午举行的比赛(所以下午举行的比赛就要争分夺秒的抢稿了)——但我们都知道,一般来说,奥运会精彩的比赛都是晚上举行的(不过也有为大金主爸爸调整精彩比赛时间的,比如北京奥运会游泳比赛就放在上午,为了照顾美国电视观众)。

所以,整个奥运赛事期间,我很兴奋,很激动,很热血,同时又很沮丧:你不是不能写,你不是写得差,你也不比那些网站新闻记者写的慢,但就是,你写了没用。那些你采访到的,你掌握到的觉得很好的采访资料或新闻素材,隔了一天,就像过期的饭菜一样,除了倒进垃圾桶,别无他法。

真的非常有挫败感。

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之前,雅典奥运会开幕式应该是奥运会历史上让人最惊艳的一场开幕式。这场开幕式,我是在现场看的,而且没有任何发稿任务——因为等开幕式结束,中国大概天都亮了

那时的中国纸媒,正处于最后一个“黄金时代”的初期,各个地方报业集团以各自的都市报为发动机,利润正在呈现快速的增长趋势,纸媒的效益逐年增高。

我和杨老师回国后,报社领导对我们的报道给予了高度表扬,专门为我们举行了庆功宴,还直接在宴会上给我们发放了总编辑特别奖金。

我非常爱我的报社,我也非常爱这个行业,但就是在那次雅典奥运会之后,我对当时还是我女友的太太说:

“可能我们要做好点心理准备:如果没有变革,那么我们这个年纪,不太可能从报纸这个行业光荣退休了。”

当时我俩才都刚刚大学毕业,她以全集团笔试第一名的成绩,进入了当时全上海经济效益最好的一家大报的最好的一个部门。

我们是家人、亲戚、朋友眼中令人羡慕的大报记者。

但那时候我已经陷入了焦虑:

虽然会有风声和迹象,但也仅此而已——时代抛弃你的时候,连招呼都不会和你打。

3、一次比拼

到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

北京奥运会对于传统纸媒而言,各种不利因素都已经降到了最低:没有时差,且因为在本国举办,正式采访证的发放数量可以增加不少,而可以派到前方的记者因为差旅成本大幅度削减,人数也可以大大增多。

而不利的因素只有一个:相对于雅典奥运会,四年之后,以门户新闻网站为代表的新媒体已经强势崛起了。

所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可以看做是传统纸媒和新媒体之间的一次大比拼。

那届奥运会,我们报社派出了五人组成的前方特派记者报道组,我是负责前方统筹的小组长。

当时本报投入的版面数量,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每天8个整版,周末减为4个——这在本报历史上已经是破天荒了,但肯定不是国内报纸里最多的。

至于那场比拼的结果,我个人觉得,是各有千秋——就看你从哪个维度评判了。

从时效方面来看,新媒体自然是大获全胜:一场比赛结果出来后第一时间的讯息播报,肯定没人比得过互联网,而体育比赛其实是很讲究时效性的。

但从深度报道来看,那么多传统媒体投入了那么多前方报道记者和那么多的版面,用那么多年的业务水平和人脉关系积累,做出的“第二落点”的稿件当然要远胜于只是第一波播报消息的新媒体。

当时的手机,当时的手机浏览新闻的方式。虽然移动互联网时代还没正式到来,但桌面互联网已经相当成熟了。(我在北京奥运会的所有照片都遗失了,至今引以为憾)

但是,作为每天一大早去场馆采访前要去书报亭(现在这个东西已经消失了)至少买10种报纸以及要浏览大量互联网新闻的我来说,北京奥运会的新闻报道,我觉得呈现出了至少三种有意思的现象:

第一,大量传统纸媒第二天的深度稿,被第一时间转载发在了各大门户新闻网站上,而一般非专业的网民根本不太可能从标题下的蝇头小字去辨识这其实是某家报纸的新闻报道,更遑论他们会记住发这条新闻的报纸单位。

大家只会记住:“这条新闻我是在X浪上看到的”,或者,“昨天X狐有条新闻还说不是那么回事儿!”

这个现象并非到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才发生,之前就出现了趋势,只是集中爆发而已。至于传统纸媒怎么会甘为门户网站做“嫁衣”,背后的版权纠纷和双方博弈,这又是另一个话题了,这里不展开了。

第二,大量单纯描写比赛进程、比分(打分)、成绩、名次的纯消息新闻,往往会占据不小的报纸版面,而这些信息其实读者从前一天的电视直播或网站新闻中都已经知道了,既没有时效性又没有深度,读者并没有兴趣再看第二遍。

最关键是,这种纯记录性的新闻,连互联网网站其实都没必要投入太大的精力,因为这是有固定模板的。当然,当时我只是想到可以预先建立大量模板,然后用少数人力把数据往里填就行了。后来的2016年里约热内卢奥运会以及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有不止一家的互联网新闻平台事后宣布,他们发布的赛事消息中有大量纯消息类新闻,其实是AI写的。

第三,无论是传统纸媒还是当时所谓的“新媒体”,我觉得在整个北京奥运会期间,信息是过载的。

一个省,一张省级党报,下面是各个市的市委机关报,还有更庞大数量的都市报,这还不算各级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的报道团队,每天发回的新闻报道数量其实是惊人的,而全国那么多报纸之外,还有那么多的门户网站的新闻报道,就读者一个人每天的信息消化量来看,其实是远超饱和度了。

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到:其实我们已经进入一个“信息饱和”乃至“信息爆炸”的时代了,如何能从大量的重复信息和冗余信息中提取到有效信息,这是读者的诉求,谁能提供这个“导购”服务,谁就能获得新的机会。

只是这些认识对于我这种个体而言,是无法改变的。

然而,如果无法改变时代的趋势,至少可以去顺应趋势——和什么作对,总不要和历史趋势作对。

4、一条微博

到了2012年,伦敦奥运会。

伦敦奥运会的田径比赛,对于中国人而言,发生了一件大事——刘翔又一次倒在了跑道上。

刘翔被抬出场之后不久,我开始拨打刘翔团队的电话。

电话里,团队成员告诉我,刘翔现在已经在医院了。我问情况怎么样,对方告诉我,“应该是跟腱断了”。

我心头一凛,追问了一句:

“你确定吗?是跟腱断了吗?”

对方说确定。

挂了电话,我就打开了手机。

我依旧还是一名报纸记者,受报纸特性影响,我对第一时间发新闻稿还是无能为力——报纸要到第二天才能出版,但我有了我自己的渠道:当时的新浪微博。

我立刻编辑了一条短讯,发到了自己的微博上:

这里必须要说一句的是:发这条微博,完全没有自己出风头的意思,当时心里想的只有一点:

既然是客观事实,就一定要在第一时间让公众知道,这对刘翔来说是好事——不然关于“黑幕”的各种猜测又会迅速在互联网蔓延。

如果当时本报有官方微博,我肯定会用官方微博发这条消息(虽然本报是全国所有省级党报以上的主流媒体第一个开微博的,但那是几个月以后的事了,当时只是我们体育部自己开了一个 @解放体育)。

我记得当时自己用的是IPHONE4 ,发了以后就投入其他的采访了,直到觉得手机出乎意料地发烫,打开一看,已经被转发和评论那么多了——我到现在也没搞明白为什么手机会发烫。

事实上,新浪微博当时的整体流量已经从巅峰跌到低谷了,这个转发数字当然和现在它的“二次回春”数据不能比,但在当时,其实还是很惊人的。

当然,这背后的原因自然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这是全网第一条关于刘翔伤情的正式消息。

而这件事给我的最大触动是:渠道的垄断被打破了。

说得再明白点:传统新闻媒体对传播渠道的垄断被打破了——那个原本只应该我们拥有的话筒,现在人人都可以拥有了。

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社交媒体将会对新闻传播的传统模式造成巨大冲击。

有人可能会说:你之所以能发这条消息,是因为你就是传统媒体的记者啊!你能和刘翔团队建立关系啊!一般人能发吗?

很遗憾,并不是这样。比如,那位和我通电话的团队成员可以发吗?如果他不方便发,他通过一个朋友来发呢?最简单直接的——刘翔自己发呢?

换做以往,他们得找到我,或者,必须要立刻召开一次新闻发布会才行。

但现在,至少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能直接跳过媒体了。

他们可以做“自媒体”了。

这件事,对我触动非常大,让我再一次深深意识到:互联网真的会对信息传播带来革命。

时至今日,你看到过什么娱乐明星的结婚、离婚以及各种声明,是通过媒体发布的吗?

5、一次转播

还是伦敦奥运会,某一天的下午。

那天下午,没有什么中国运动员有望夺金的比赛,各地不少日报、晚报的记者,在我的房间里一起看当天田径赛事的转播。

不是电视转播,是网站转播。

观看体育赛事,现场看和看电视直播是有区别的:现场能带来激情和沉浸感,但电视转播能让你看得更清晰,更贴切。但有一项赛事,你想看得舒服,还真的得去现场,那就是田径赛事。

各位如果有机会去现场观看田径比赛的话,你就会明白了:偌大的田径场,多项赛事是同时举行的。这里在扔铅球,旁边一个场地就在撑杆跳,而跑道上此时可能正在进行5000米比赛。

如果在现场,如果你对哪个运动员感兴趣,哪项比赛感兴趣,你只需要转转头就行了。但看电视不行——导播把画面切到哪个比赛场景,你就只能看哪个。

但那天下午的那场网站转播,彻底改变了我们的印象。

那是BBC的高清网络实况转播。

首先是高清。在8年前,我们对网络直播视频的认知,还是“画面粗糙”和“动不动卡顿”,那是受限于网络传输速度的影响。但作为东道主媒体,BBC那次投入了血本,全部是高清转播,全程画面相当流畅,比看电视还要高清。

更让我们震撼的是真正做到了“实况”。在转播画面下面,是一排按钮:男子800米,撑杆跳,跳远,铅球……你用鼠标按到哪个,画面就转向哪项赛事,你根本不用听导播的安排,你想看哪个,就可以看哪个。

那天看完转播后,一屋子的记者,没人说话,屋内一片寂静。

忽然,一个来自北方的记者骂了一句:

“X你X,这种弄法,谁还要看我们报纸的报道?”

一股悲凉的气氛,立刻在我房间里弥漫开来。

我在伦敦奥运会的开幕式开场前拍的

但那个时候,我震撼的情绪已经超过了悲凉:

网络视频按这样发展下去,受到致命冲击的其实不是我们纸媒——反正我们已经被按在地上反复摩擦好多年了——而是自认为还有“护城河”的电视媒体啊!

要知道,在采访奥运会的媒体中,是分三六九等的,电视媒体永远是第一等的。在混合采访区,电视媒体的区域是在最前面的,他们可以在第一时间采访到所有下场的运动员,他们那个区域,纸媒是不准进入的。运动员先要接受电视媒体的第一波采访,然后再进入下一个区域——就是我们纸媒记者的区域,这时候我们才能进行采访。

因为国际奥委会是非常精明和聪明的:

第一,各国电视台是花大价钱购买转播版权,人民币玩家和非氪玩家一定是要区分好的。

第二,从体育赛事的特性和传播效率来看,当然是电视媒体发挥的作用要大得多的多。

然而,如果未来互联网公司凭借强大的资金和拥有的庞大客户流量异军突起呢?如果他们直接问国际奥委会买版权呢?如果他们在大数据的精准分析下,凭借各种市场化的打法,将各种奥运比赛转播剪成长视频,短视频,专题,乃至鬼畜呢?如果打开手机就能随时随地看视频呢?

谁还去看电视?

当然,就奥运会赛事转播而言,八年过去了,这个情况还没有发生革命性的逆转,这和背后各种原因都有关系,包括版权这一块。但是,在其他领域呢?不用我说,大家应该都有自己的感受。

而且相对于我们纸媒,电视台的成本绝大多数是刚性成本,是很难降下来的。

当然,在2012年的那个下午,我作为一个纸媒记者,属于“皇帝不急急太监”。

但那场转播带来的震撼感觉,至今还是记忆犹新。

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压迫感,那种时代即将产生剧变的紧迫感,让我感到有些惶恐,但必须承认,更多的是一种兴奋。

因为那时我还算年轻,我觉得,这可能是最坏的时代,但对我们码字人而言,可能也会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结尾:一次演讲

2013年的5月,我们集团三年一次的干部竞聘开始了。

我站上了竞聘的演讲台,正式参与竞聘我们集团的数字传播中心主任岗位。

竞聘前,我对我太太说:

“如果这次竞聘不成功,我就辞职,你要支持我。”

其实当时我应该是整个集团最年轻的副处级干部了,刚刚做了三年。如果我愿意继续呆在舒适区,可以过得相当舒心(我当时是体育部副主任,主任是我的带教老师,对我很好,我和部门同事也相处非常融洽,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但我实在忘不了三次奥运会采访给我带来的冲击,我毕竟还算年轻,我无法说服自己做到一点:

明明已经看到了那么多时代剧变的征兆,但我自己选择做一个鸵鸟。

所幸,出于领导的信任,同事的支持,我最终幸运地竞聘成功了。

之后的五年,我经历了多个岗位,但统统都是在新媒体行业。那是我进报社后最艰苦,最拼命的五年,但我收获到了太多太多,锻炼了太多太多。我也和我团队的同仁一起,全程参与和见证了一家1942年就在延安创刊的历史悠久的报纸,是如何排除万难,敢为天下先,成为全国第一家向互联网全员转型的主流媒体。

这个过程里,酸甜苦辣,甘苦自知,但至今回望,还是充满了骄傲,以及感激——没有老东家给我的这个平台和经历,我不可能成为现在的自己。

关于这个故事,说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

我相信,在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阶段里,总会有对时代的变化有感知,也总会有自己的判断,自己的抉择——如果你们愿意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话,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时代一直在变化,其实我们没什么好抱怨的,要么被淘汰,要么努力跟上步伐。

我的故事应该还没有结束,我相信你们的也是,或许,你们的才刚刚开始。

一起加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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